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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小说李方:我们爱劳动

2020-10-06 01:46:43


李方, 1965年生于固原北川乡村。先后在《朔方》《飞天》《中国作家》《山花》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500余万字,多篇作品被转载、转播或入选文学作品集。鲁迅文学院第24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我们爱劳动
李方

到了3月10号,通勤车上的人就开始相互打探和交流:快要植树了吧?

最快也要等到3月中旬,不可能更早。

怎么着也得到了3月12号植树节。

今天上午开常委会,专门研究植树劳动的事。

今年春天来得早,恐怕要提前行动。

结果,植树节的当晚就捂了厚厚的一场春雪。

黄土高原就是这样,你能感受到早春的气息,那气息来自遥远的中国南部海域。夜晚,你安静地躺在高楼上房间里宽大柔软的床上,身上随意地搭着薄薄的鸭绒被,屋子里还供着热烘烘的暖气。但是在室外,在广阔的高原上,正迅猛地刮着浩荡的东南风。这是直接从南方刮来的温暖潮润的春天的风,用巨大的看不见的手,抚摸着苍白的没有了血丝的挺拔高直的白杨树的枝条,弯腰塌背的黝黑的柳树的躯干和榆树枝头的那些黑豆一般的凸起的榆钱的芽苞……

早晨,风的尾巴扫着人的脸颊,让人会感觉到风中那只痒酥酥的小手,在温柔而显得轻佻地抚摸,于是,莫名其妙地就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足以惊飞枯树上的麻雀。这才看到,一夜之间,远处黛色的山峦呈现出了蒙眬而柔和的曲线,在山腰的地方,轻荡着乳白色的、浓稠得化不开的晨雾,而在河谷地带,竟然像初学水彩画的人,胆怯地、羞涩地涂抹上了一层如淡烟一样的浅绿。

春天终于来临。

通知发下来了,各单位各部门停止办公一周,上山植树。

这时候才发现,经过了整整一年,去年植树时购买的劳动工具竟然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殆尽了。大约有这样的几种情形可以追溯到劳动工具的去向:比如单位上有十个人,但不可能为每个人都购置一把用来劳动的铁锹,原因是不用说出的,人人都懂。也就是说,当初买劳动工具的时候,本身就购置了少于全体工作人员一半的数量;在劳动的过程中,一些工具被农民工强行索要拿走了;劳动地界相邻的其他单位的人顺手操过工具,很农民式地劳作了三五分钟,但随后,这把铁锹被压在了他肥硕而虚柔的屁股下,后来,没有人能记起这把铁锹的去向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年一度的植树劳动,没有了表明活动指向的强有力的劳动工具,那简直不像一回事。紧急购买铁锹,尖头的和方头的按比例混搭:尖头的用来挖掘树坑,方头的用来修整树坑周围的土埂。自然,方头的数量视单位上女性职工和年老职工的数量而定。还要有白色的粗纺的手套,无论怎样粗糙或者娇嫩的手,都应该给予一视同仁的保护,这些善于在电脑键盘上舞蹈的手指或者长满了黑色老年斑的拿笔签字的手,其实是不擅长弯曲起来,握紧劳动工具的。尽管它们握住铁锹把的机会,每年只有这一次。自然,为着统一和严肃起见,给每个人购买一身迷彩服也是同样必要和重要的。

千恩万谢,单位上的彩旗还在。它是唯一没有遗失并被很好保存着的物件。但它被紧紧地卷起,躲在库房的一角,像一个年老色衰被迫告别舞台的演员,落寞地静立着。现在,重新隆重地请它出山,抖落掉罩在它身上的浮尘,迎风一展,它顿时生机勃发,哗啦啦舒展开全身,然后狂热地拥抱着春风,将身子起伏翻腾着。那印在旗面上的单位名称,忽隐忽现,金色灿烂。

莫负春光,集体乘车,上山植树。

今年植树的地方选择得相当有艺术水准:在水库西侧的山坡上。在水库的西岸边,有一片空地,车辆就停到这里。

站长驾着他的私家车,第一个从车上下来,抚了抚猛然间被风吹乱的几根头发,然后好像报告一件新闻似的喊:风大得很啊。

其他人从单位的面包车上跳下来,每个人都仔细地、优雅地戴上了手套,展一展五指,握了握拳头,以适应这种平时并不曾戴过的粗纺手套的束缚,想象一下在劳动中的自由舒展程度。然后,从车厢内取出铁锹,还要郑重其事地挑选一番,握在手中试一试,挖挖空气,以确定真用起来能够顺手,似乎这件工具将要伴随他劳作的一生。

那些平常在单位上怎么做都不会引人注目的女性,现在也表现出了在大山脚下的春风中少有的妩媚和妖娆,但并没有穿迷彩服,只是换上了她们在油烟弥漫的厨房操劳或者在味道复杂的卫生间操作时的衣服,反倒让人感觉更有女人味,也更有人间烟火气。她们微微地翘着兰花指,一边小心翼翼地挑起装着烧鸡、牛肉、火腿肠、锅盔等熟食的塑料袋,一边毫无理由地大惊小怪地惊呼,表达着看见了大山春柳的喜悦。

只有会计,专门穿上了为劳动而购买的迷彩服,反倒显得比平时更端庄更独特更出众了。她轻轻地低声说:劳动真是太好了。而没有配上工具的男士,则很壮士地挺着硕大的肚子,沉默着从车上抱下来整箱的蓝带啤酒。

最后,大家都扭头看这水库。

水库很大。这些流水,从偏远的南山上的草尖和树根上汇集起来,一点一滴,相当不容易。就像是把人的眼泪收集到一起,让它们那样艰难地流动。但是它们终于还是完成了这样的伟大的工程。在这里被大坝所拦截,竟然组成了浩大的一片水域,并在两岸滋生出了短细的芦苇和矮小的水草,难能可贵地留住了几群黑色的鸭子,远远地看去,碧蓝的水面上像撒着羊粪豆一般的黑点。

早春的风更猛烈地刮起来,那些在水域边的苇草,颤抖着身子,发出尖利的啸声,初升的太阳照耀着水波,闪烁着万朵金花。被风簇拥着的水面,翻腾着细碎的、层次繁多的白浪。在离岸边不远的浅水区,有人挥舞着双桨,坐在充满了气体的汽车轮胎的内胎上。

守在公路边的农民不失时机地吆喝了一声:卖鱼啊卖鱼。新鲜的活蹦乱跳的野生鱼。

大家都收回了远眺的目光,转过身好奇地围了过去。

一口大铁锅内,盛满了水库里的水和捕捞上来的水库里的鱼。

水在水库里看,是碧蓝的,但在铁锅里却显得浑浊和苍黄,还漂浮着细碎的早已干枯的苇叶和浅黑的草根;鱼在水库里是什么样子的呢,谁知道。但在铁锅里,它们拥挤着,瞪着圆圆的白色的眼珠,嘴巴一张一翕,艰难地呼吸着,只有上面的鱼还在努力地摆动着梳齿一样的尾巴,而更多的鱼,如同死去了一般,静寂地被同类压在身下,不复见视。

这是什么鱼,是草鱼吗?站长背着双手,弯下腰去,疑惑地试探着低声问。

办公室主任却是不敢背手的,垂着双臂,更低地弯下腰去,仔细地看了看,甚至,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戳了戳最上面的一条鱼,像是被烫了一下,倏地收回了手指,看着鱼拼命地摇摆起来。他说,不是,绝对不是,草鱼只生活在流动的大河里,水库里只能生长鲤鱼。你看,它们的嘴都是马蹄形的。

两个人低着头细细地瞅着鱼,讨论着。

站长不耐烦地直起腰来,挺起了挂着松松垮垮的鳄鱼牌腰带的肉腰,很有底气地喊道:喂,老乡,这是什么鱼?

啊?你问我?脸色黝黑、穿着一身迷彩服、歪戴着帽子、脚上套着一双漆黑的高腰雨靴、手里捏着扑克牌的鱼主人离开牌摊子,走过来说,这是水库里的野生鱼啊,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城里人嘛,经常吃鱼,应该认得啊。

这鱼是你的,你在卖鱼,却不知道是什么鱼,真是个怪人。

年轻农民憨厚地笑起来,说,鱼是我从水库里捕捞的不假,但是真不知道是啥鱼。这鱼都是野生的,长相都差不多,谁能分得清?

你不给水库里投放鱼苗,光收现成吗?

年轻农民笑起来:嘿嘿嘿。就是投进鱼苗,我也分不清啊。噢,你给水库里投进一点水,打上来一桶水,还能分清哪一滴水是你的?

站长大气地挥着手臂说,不和你扯这些咸淡。说说,一斤鱼多少钱?如果价格合适,我们劳动完了回去的时候每人都买一点,把你的这点鱼有个啥买头。

每斤十二元。

站长猛然间停止了挥动着的手臂,流露出诧异的表情,问:咦,咋这么贵?去年买的时候每斤才八元。

牌摊子上另一个人捏着牌走过来帮腔:去年娶一个媳妇彩礼只要十万,今年都超过十二万了。

那还有白跟的呢,一分钱都不用掏。站长说着,转着眼珠子看了看身旁低头弯腰在审查鱼的会计。会计没有直起腰,只是扭转过头,撇着嘴,翻了一个白眼给他。站长就自豪地无声地笑了。

你买还是不买?年轻的农民抖着手里的牌问。

站长收敛了笑容。这样含义丰沛的笑容,自然不会赐予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农民。所以站长严厉地说,这么贵,还半死不活的,不买!

年轻农民一把将歪斜的帽子拉端正,口气不好起来:不买,你吃饱了撑的在这儿放闲屁!你是在城里待得嘴里没味了跑到乡下寻草吃来了?你不买你耽误我耍牌,你是不是皮子痒痒了?

你怎么张口骂人?你还想打架是不是?站长真的生气了。狠狠地捋了一把头发,尽管没有几根。

会计迅速地把腰弹起来,甩着满头的长发,紧张地用双手抓着站长的胳膊,低声说,吵什么!

这儿有个野驴,你们都过来。卖鱼的招呼牌摊子上的其他人。

几个人扔掉手里的扑克牌,操起坐在屁股下的木浆,绾袖子踢腿地走了过来。

办公室主任忙伸出两手,打着手势,劝解动了怒的年轻农民说,算了算了。还动真格的了。快耍你们的牌去。

不动真格的,就买了我的这些鱼。年轻农民说。

办公室主任把嘴附在年轻农民的耳边说,你快不要耍二杆子了。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咱们县上动检站的站长。你这鱼经过检疫了吗?有检疫证吗?我们动检站的全套人马都在这里,只要我们亮出执法证,没收了你的鱼都有可能,还别说买了。

年轻农民眨巴着眼,看着站长。站长安静地站着,不动,看着他。会计快速地将双手抽走了。

走!上山劳动。

站长挥一挥手,大家都扛着铁锹打着旗开始爬坡。

剩下几个买鱼的农民,傻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鱼。

动(冻)检站是个啥单位,检查暖气的吗?

就是动物检疫站。专门给宰了的猪屁股上戳蓝章子的。

这些狗东西,仗着给国家干事,处处欺负咱们。

看看他们的车是哪一辆,等会儿把车胎的气给放了,叫他回不了城。

别没事找事。走走走,继续耍牌。

这边也是一面气喘如牛地爬坡,一面议论。

好家伙,还想动手呢。站长笑着说。

一看就是个村霸,你听说的那些话。办公室主任气愤地说。

你把水放到水库里,再打上来,能分清哪一滴水是你放的?这哪里是农民说的话,我敢打赌,诗人都写不出来。站长弯着腰停下喘着粗气,两手撑在膝盖上,感叹着。

现在的年轻农民都是有知识的农民,一有知识,就变得狡猾了,就变得流氓了。会计语速很快地说。

就是,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你看我可怕不可怕?站长笑起来,看着旁边的会计。

会计扭头看了看四周,盯着办公室主任撅着肥硕的屁股走远了,才低声对着那颗明亮的脑袋说,你就是那个有文化的流氓。你说我害怕不害怕?说着,就巧笑了,扭着好看的腰身继续爬坡。

站长笑眯眯地咂巴了一下嘴,抹了脑门子上的细汗,跟着。

没想到植树的地方那么陡,不但陡,上面还长满了荒草,荒草都干枯着,倒伏着,滑得人都有些站不稳。

,可真会找地方,哪里不能植树,偏要安插这么个地方。这斜坡陡得驴都站不住,怎么挖坑,怎么植树?

把旗插到地头上。旗帜迎风摇荡。满眼一望,山头、山腰、山坡下到处是旗帜,到处是人群。

大家都在旗帜的四周簇拥着,在商量。

商量的结果是:这么陡的坡,这么硬的土,这么大的面积,要想真刀实枪地干,仅凭单位上的这么几个瘦人,别说一星期,十天半月也完不成劳动任务。还是应该像往年一样,承包给农民去干比较划算。

电话联系,。

没想到年轻人正是在山坡下、水库旁边卖鱼的。

你一会儿是个卖鱼的,一会儿是个耍牌的,一会儿是个挖坑植树的,你到底是个干啥的?站长揶揄他。


年轻农民又露出了那亲热的熟悉的憨笑:啥都干。领导。啥都干。现在土地都被征收了,像这面坡,都退耕还林多少年了,没地种,有啥活就干啥活。农民嘛,挑选啥呢?

挖一个坑多少钱合适?还是像你的鱼一样,十二元?

那不敢。领导。啥都有个行情呢嘛。对不对?每斤鱼十二元绝对没有多要领导的钱。树坑嘛,要问技术员呢,田字林的坑和斜坡上的鱼鳞坑是两个标准,两个价码。

技术员翻着手里的几页纸,在查找这个单位的植树位置,好像不是很确定脚下站着的斜坡就是为动检站划出的任务区域一样。很快,查到了,然后很技术地说,这儿是鱼鳞坑。你们单位一共五百个坑。

那就每个坑十元。五千块钱。一口价。好算账。到时候给你们验收合格单,你们再给钱。年轻农民很有把握地说。

站长扭头看着技术员,问:其他单位都是怎么包的,啥价?

技术员摊着手里的纸张,说,都是这个价。

站长低头想一想,似乎在想树坑和鱼的关系。也不是没有一点关系,挖的是鱼鳞坑嘛。就像把鱼身上的鳞刮下来,安插到这半坡上,然后再栽上红梅杏、山核桃的苗子,浇上水,这个工程量还是巨大的,也是非得付出艰辛的劳动而不可的。而且,七天,相当于一个国庆或者春节的长假了。有这七天,干什么不好呢?非要在这面驴都站不住的坡上,迎着吹破皮肤的强硬的高原春风,流着热汗,挥锹挖坑吗?算了,就让农民们去干吧,没有了土地的农民,挣两个钱也是很不容易的。尽管这家伙人长得像个村霸,话说得像个诗人。

就这样决定了。

技术员看着农民和站长说,活可以让农民们干,但你们单位的旗不能拔,你们也得有人每天在这里守着。不然,督察室的人来了,查出来你们把活承包了,这个责任我负不起。

那我们就留下来两个……不,留下来三个人,每天轮流上山,监督农民干活,应付检查。但是坑挖得不合标准,验收通不过,你得负责任。

技术员翻着白眼:验收就由我负责,怎么会通不过呢?

既然植树任务承包出去了,大家的情绪就出来了。尤其是女性,都后悔没有把上班和旅游的衣服穿出来,现在这样的着装照相,恐怕不会好。但是,还是照吧。照吧。好容易出来一趟。每天待在办公室,把人的神经都坐麻木了,或者在牛羊肉市场上,拿着蘸了紫药水的检疫公章,转来转去,吸纳着气味丰富的空气,都快把人憋死了。就都拿出手机来,这面照一下,那面照一下,嘻嘻哈哈地合影、自拍,发到微信上、发到微博上,最不行也要发到QQ上。这是春天啊,这是野外啊,这是在春天的山上植树啊。

留下来的三个人生着气:以为是真的劳动呢,把牌都没有拿,干坐在山上吸冷风啊?

站长慈祥地笑了:留下两个人才干坐着呢。所以留三个人嘛。班子全着呢,想干啥干啥,总不致于让我再买盒扑克给你们送上山吧。

牌我有。牌我有。年轻农民着急慌忙地说,新新儿的,今早刚买的,钓鱼扑克。作为交换,把你们的铁锹给我们吧。我们是准备到水库里捕鱼的,用木浆是可以捕鱼的,但怎么也不能挖出鱼鳞坑啊。

站长沉着脸说,你不当诗人是文学的不幸,是诗人们的大幸!把所有吃的、喝的、工具都留下。你们三个值班的辛苦一下,明天再换另一拨。我们下山走吧。哎,你的那鱼,真的要每斤十二元吗?不少价吗?

少,少,给领导少价。和这鱼鳞坑一个价,十元。

就都到了山脚下。

一大铁锅鱼,过了秤,办公室主任付了钱。那一堆打牌的农民将牌收拾好,给了留下来的三个人;把充气的轮胎、木浆都收拾起来放到了山坡下挖的土窑内,欢天喜地地拿上挖坑的铁锹上山去了。

站长伸着腿用脚指着摊了一地的鱼说,这些鱼,大家伙分一分,拿回去熬鱼汤喝吧,就算是今天劳动的补助。明天开始,按办公室安排的值班表上山值班,没轮到的人,好好待在家里,别到处乱跑,也别到处乱说,保密工作还是要做的。我和会计今天还有点事,要去财政局划拨今年的预算,先走了。

站长的一条腿都迈进轿车的门了,会计坐在车里,已经开始用手指梳理头发了,他又转过头对办公室主任说,记着,下午六点之前派个车来,把值班的三个人拉回去。然后一低头,一勾腰,进了轿车。

轿车顺着水库边的公路,轻盈而无息地滑了出去。很快就隐没在公路一侧扬起来的土尘里了。公路在拓宽,力大无穷的挖掘机,正把一棵一棵在路边长了十几年的大树,一棵一棵地挖掉。

风变得很轻,毕竟是春天的风和春天的人,一切都处在越来越明丽、越来越温暖、越来越万紫千红的春天里。

【责任编辑 火会亮】

原载《朔方》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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