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去施家,姨姨在厨房切冬菇,子峰还在浴室冲凉。姨姨把泡开的冬菇片摆在鸡肉的缝隙里,又把洗净的仔姜块切成细丝,她望了一眼厨房的门,小声说:“几多日未返,我都不知他整日做些什么。”我知道姨姨心里明白,只好说:“不用担心,他画画而已,也做不了什么。”姨姨摇头:“你唔知,现在外面厉害呢。警察聪明,一直拖到学生疲了,一点不费力气。”刀板声停住,姨姨把拌匀的冬菇腊肠鸡放进滚着水的蒸锅里,一切安静,她两手在围裙上一抹,眼神在我脸上盘旋:“你是乖仔,劝劝他,学生仔天真……你看电视里那些学生仔多辛苦,怎么争得过。”
我从没想过要劝他。几个星期前他来找我,撑了一把黄色的大伞,我有点讶异,我以为我们都是早已经放弃了的人,我不懂他为什么要掺和到那样的争吵中去。他请我去冰室吃下午茶,从来都车水马龙的旺角被路障封住,平时最闪眼的几家金银店已经灭了灯,橱窗的隔架上清了空,马路上支着各种颜色的伞和帐篷,,车身贴满了N689的字条与图画,像一只昭彰的大象。一群戴眼镜的学生站在雨里,听街边举喇叭的人在讲 “抗命” “未来”之类的字眼,细密的水珠蒙住了眼,蓝色的口罩遮住口鼻。我们以前常去的喜星不知为什么关了门,镂空着的铁扇门上只喷了一个“撑”字。我们怀着各自的心思,不言不语转去花园街的百利餐厅,那天下午的奶茶走了冰,喝起来却冻得牙痛。
他开门见山地问我要不要跟他们一起,我觉得他有了一点不同,这样咄咄逼人的劲头,不像我印象里那个安静得可以随时消失的他。我问他在里面都做些什么,他露出抱歉的笑容,低头回答:“无非写写标语,做旗子,实在也帮不到什么。”我仔细地打量他结成一绺绺的头发, 想问他每天怎么洗澡,在马路上睡得还好吗,结果却只是说:“我想想先。” 我们沉默了很久,他不再坚持,只是问:“你的书译完了吗?研究院申请顺利吗?”我告诉他拿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年底就准备过去,那边的学制春天开学。他笑了笑,点点头,请我走前去他家吃饭。
我感到他的笑容里有一点“原来如此”的意思,这一刻他变回了他的岛屿,我变回了明哲保身的外乡人。我很想做一点辩解,但说了反而更添嫌疑,于是只有沉默。而我又能辩解什么?我的确是对这岛屿毫不关心,甚至对整个世界毫不关心,一切终究都会朝着反的方向回到原点,这样徒劳地关心,也不过是空热闹一场。他的桌头曾经写着“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的句子,我以为他也是与我一样的悲观派,我不懂他为什么会走到那些呼号的人群中去,举着黄色黑色的伞与布条,在眼镜片上围起保鲜膜,在胡椒与烟弹下做没有结果的努力。
两杯茶已经见了底,也就没有再聊下去的意义。从餐厅出来,雨渐渐停了,街上一个男学生从帐篷里搬出两箱水,吆喝着发给在伞下帐篷里的同学,有人在笑,有人在喊,有人在跑在跳,一切人声像是一场盛大的游戏,充满了奔头,充满了力气,只是那男生穿着黑色的T恤,上面两排白字涂着“风雨中抱紧自由”,才让人仍然记起那些流着汗与血的夜晚。我下意识地瞄了一眼子峰的衣服,还是两年前做室友的时候穿过的旧衬衫,只是胸前口袋上别了一只黄丝带。我们在分叉的路口停住,他眼睛不看我,被喷漆染得黄白的手指紧紧抓住书包的背带:“阿耀,你记得吧,我打工的老板。他眼睛被人打坏了,他也不懂什么的,只说:‘我这一代没本事,没给你们争到一个好未来,现在你们自己都站出来,我没理由不去撑一撑。’”我懂了,不再说什么,只请他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