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 多年后的这一天，8 月19 日。迎着熹微晨光，仲夏的微风搅动大板水库柔波荡漾，与觅食水鸟共同早起的，是开办岸边鱼村的苏东岩。

　　下网，起网，半小时内，收获又是逾百公斤。鲢、鲤、草、鲫等各类淡水鱼结群腾跃，经过炖、炒、蒸、汆的烹调上桌、组合鱼宴，足够全天售卖。

　　在连通满堂红镇和大冷镇的公路旁承包水库创业，转眼7 年。秉持信义底色，凭借鱼鲜招牌，苏东岩的买卖风生水起，吸引专往大、小清沟的游客和周边村镇的乡邻纷至尝鲜，连年“毛收入50万左右”。而虽比不得坐拥140亩水域、年均放养数万尾鱼苗的苏东岩，但近年还有5位村民同样抢抓休闲旅游的商机，似他一般靠水吃水，多以鱼塘加餐饮的模式，赚取更胜昔年捞鱼就卖的复合红利。

　　“河里、湖里、泡子里，六七斤重大鱼一摸就有，家家大人、孩子摸去，都指望靠它解馋。”村口，河里捉鱼的少年勾起吴玉林的幼时记忆。育苗、插秧、追肥过后，这位72 岁的老人也在期待一年的收获。全家10亩稻田交由儿子打理，他仍旧闲不住，执意每天劳作，肩扛铁锹下田，检视水位，及时补充。

　　程沟村地处大冷镇北部，向北穿越谷深林密的大清沟直抵内蒙古地界。柳河、清沟河、小清沟河依次贯穿村西、中、东，潺潺不绝，加之水库、鱼塘星罗棋布，远近水景平添几许妩媚与清爽。大冷镇党委宣传委员王琦告诉记者，程沟村现有村民近1200人，蒙古族人口过半，家家种水田，总计3600亩。

　　村西，水田接天，稻穗涌浪，宛若一张绿色的巨幅挂毯铺陈眼前。“灌浆时缺水可不行，还怕水浅长草。”大到一两亩地，小到两三分地，吴玉林细致检查自家每一池稻田的水位高低。如需补水，打开田埂间预留的进水门，大、小清沟的清流立时汩汩涌入。“天旱不用愁缺水，背靠清沟好种田！”

　　苏东岩确信，没有先人慧眼相中脚下的风水宝地，就没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对此，年长他近两倍的吴玉林感触更深：“没有水源，咋种水稻？”在程沟村，每位村民都把落户此地视为祖辈的遗泽，甚至某种荣耀。

　　村民代代相传，先人落户不久即奋力垦荒。近家水田的物质遗产而外，村民更看重的也正是先人赐予的可供永续传承的精神财富——无畏拼搏，顽强开拓。在吴玉林看来，苏东岩等后生无不受了先人的感召。

　　即使种田，村民照样不肯墨守成规，改良新种经年不辍。“1965 年，从抛秧改成省工、高产的插秧。”吴玉林在前，领记者走上宽不足30厘米的田埂，为防不慎落水，初涉“险境”的记者只得小步慢走。

　　浓郁稻香愈加扑鼻，大个蚱蜢直扑记者周身。全镇没有工业的好空气再加好水质共同营造的好环境，成就了程沟大米的好名声。订单生产的大米入厂抛光、色选、装袋外销的免淘米，赢得多省市场。

　　“新种‘沈稻11’，亩产上千斤，市场零售价4块钱一斤，收购价也涨到两块八九了。”盘算水涨船高的收获，吴玉林抿嘴乐。

　　院落靠后，树木靠前，小清沟水库西北方的一道长长绿廊，是程沟村的标志。共有3个自然屯的程沟村，独以村部坐落的此处住户集中，主路向西笔挺延伸近3公里，两侧尽是齐整农舍。

　　推开古榆浓荫覆盖的一间，76 岁的白文斌老人撂下手头泛黄的古籍。享受宁静的乡村生活，种田以外，探究家族源流与乡土文脉，是老人唯一坚持干了一辈子的事。他搜寻大量史料拼接的往事，与专家研究结果相互印证。

　　他告诉记者，由于地处关外，包括程沟村在内的彰武地域，历史上长期属于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这块距其龙兴之地不远的沃野情有独钟，皇太极建立大清国前一年（1635 年）特意至此狩猎，次年，为北伐蒙古、南征明廷，又在此修筑都尔鼻城。崇德八年（1643 年）皇太极去世，庄妃所生的皇太极九子福临登基，系顺治皇帝。庄妃来自蒙古部落，福临身为科尔沁蒙古王公的外甥，这是部族的无上荣耀，遂以5000头牛和10000只羊作为贺礼献纳朝廷。朝廷随后决定在彰武境内柳河流域就近设立牧场予以安置，命名苏鲁克。

　　有了牧场，还差牧民。顺治四年（1647年），从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的察哈尔蒙古八旗调遣牧民到苏鲁克牧场，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一路跋涉两年。彼时，每旗迁移两个家族各两户，共32户、236 人。史料中，明晰记载了他们的落户地址。其中，由察哈尔蒙古镶蓝旗昭力格图苏木而来的白姓牧民，落户于今平安镇四家子（时称都本格尔）、大冷镇程沟（时称冲合勒）。

　　“我家墙外有上千年的辽代遗址，不种地，下完雨，还能看出夯土墙的轮廓。”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人员曾来发掘，出土大量辽代砖瓦。白文斌介绍，发现遗址表明这片土地历史悠远，同时说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自古青睐此地。先人在这里安家落户，显然也是看重水草丰美，生活有靠。“最先落户的是我家先人，眼下家族七八十口了。几年前，村里还有建成快200 年的海青房。”

　　苏鲁克牧场的范围曾经两度扩大，后分陈、新苏鲁克，牧政管理体制也屡次调整，但是其蓄养牛、马、羊供应盛京三陵（新宾永陵、沈阳福陵及昭陵）祭祀之用和补给八旗军马之需，及至某些特殊产物作为献纳皇室贡品的基本功能始终未变。牧场的经营方式则是朝廷以劳役形式将牲畜分拨牧民，牧民有提取孳生、上交贡赋、上交祭品、临时差遣4项负担。

　　以提取孳生为例，陈苏鲁克额定牛2000 头，规定6 年平群一次，每5 头牛提取孳生牛2 头，届时编群调整。超过规定数目，管理人员受奖，反之则受罚，甚至裁撤。在上交祭品方面，清朝统治者十分注重祭祖，祭祀不断，仅福陵一次大祭，耗银即达50000 两。因此所需牛羊极多，食品不下50种，均由牧场提供。上交贡赋，即每年供应宫廷奶制品。

　　白文斌家中，早年存有两只牧场发给的瓷坛，用以盛装奶油进贡，后期交至镇文化站。“三陵一年祭祀所需乳酥是1800多斤，按季、月分送。”吴玉林记得，他如在世已近150岁的姥爷讲过，清末赶着自家4头牛11月去沈阳挤奶，蹚水过辽河时落下病根。

　　“定居荒原，没房没地，牧而不游，拓荒是唯一出路，再说一头大牲畜也要储备十几亩地的饲料过冬。”白文斌说，每当遥想先人创业的艰辛、不易，就会感到浑身是力。

　　蒙古族重情重义。岁月飘逝3 个世纪，一并迁居、扎根彰武平安镇四家子的白家，与白文斌的家族依然常来常往，年节聚餐，生活帮衬。

　　“果敢、坚毅、有拼劲，这些品性在察哈尔部族移民身上体现的尤其明显。”通过查阅史料，白文斌了解到，察哈尔一词源于波斯语，意为家人、卫士等，是蒙古军队西征之后把这个名词带回蒙古高原。后来，成吉思汗的护卫军称察哈尔，北元时期其则是蒙古大汗的直属部落。“我们能算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

　　白文斌告诉记者，明末清初的战争破坏了彰武地域的草原，经过苏鲁克先人倾尽血泪的代代经营，生态逐步恢复，植被日趋繁茂。清朝康熙、乾隆、嘉庆、道光4位皇帝先后来此巡狩，乾隆曾率万人车马浩浩荡荡，前后驻跸4日。他还留下《养息牧阅马诗》，以“骤如波铺地，看似锦叠文”赞叹一派壮阔景致。

　　苏鲁克牧场从嘉庆时期开始一改封禁政策，实行弛禁。自嘉庆十八年（1786年）在此试垦后，开始走向衰落。后因国库空虚，持续放垦、续垦牧场，尤其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后，牧场推行招佃开垦，河北、山东等地前来的农民竞相买地，蒙古牧民也被迫弃牧务农。“汉族人口迁到村里只有100多年，就是放垦以后的事，其他姓氏的蒙古族人口也是后期陆续搬来的。”白文斌说。

　　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历经200多年的繁衍生息，牧场人口近万。住民增多，常生案件，盛京将军请奏获批，当年设立彰武县，牧场自此有名无实。作为彰武的前身，苏鲁克牧场化作历史烟云，随风飘散。但是，却也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众多像程沟这样的繁衍形成的村落，以及多姿多彩的文化元素。

　　“尽管与汉族通婚，可我们还是保留了一些与汉族截然不同，乃至与其他地区蒙古族也不尽相同的习俗。”白文斌说，与汉族人家除夕祭拜灶王不同，他们在这天夜间会在场院点燃熊熊火堆，而后全家老小一同拜祭长生天，“小时总被大人叫醒。”此外，通常拜祭的有成吉思汗、关公、王宝钗等。

　　春节期间，主打食物也非汉族人家的饺子，而是大年三十吃骨头，初一早晨吃馅饼。“汉族吃的豆包我们也做，但个头更大、皮更薄，不是蘸白糖吃，是蘸黄油下肚的。”他说，区分汉族人家或蒙古族人家，在程沟村有个小窍门，“注意看院子里露天冷冻的豆包就行了，小的、大的一目了然。”

　　民族的，才是经典的；有继承，也需有发展。苏东岩明白，创新的路上没有终点。渔村里，由他亲自设计的低成本、更耐用的蒙古包正在一个个伫立起来，食客们不久后将可入内品尝鱼鲜之外的另一种韵味。

　　邻村成立的民间小剧团的演员们，身着光鲜艳丽的民族服装，正在排练全新的蒙古剧目，带人梦回成吉思汗纵马驰骋的大草原。静候新剧的，有十里八乡的村民，还有苏东岩的鱼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