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桂建芳指导异育银鲫“中科3号”亲本鉴定（资料图片）

1984年底，桂建芳从武汉大学获得遗传学专业硕士学位，进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作。如今他从事鱼类遗传改良研究已有30多年。他的团队通过异精雄核发育培育出的“中科3号”，跟传统品种的鲫鱼相比，不仅口感更好，生长速度更快，并且整条鱼呈瘦长形，鱼鳞紧密不易脱落，在市场上售卖时卖相更佳。目前，该品种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广养殖，在主要的渔产区，其占有率达到70%，是市场上长盛不衰的“明星鱼”。

“花上8元到10元让3到4人吃上一道肉菜，我的团队因研发‘中科3号’鲫鱼做到了。”说到这点，桂建芳少有地豪迈了一把。

 异育银鲫“中科3号”由于具有优良养殖性状，，从2009年开始，陆续向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广，现已游向全国，增产幅度20%以上，2010年至2014年五年间共新增利润百多亿元，取得了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2013年，因其在科研领域做出的重大贡献，桂建芳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正在外地出差，众多想采访他的媒体记者找不到他的人影，直到晚上9点多才有记者在他位于武汉的实验室内找到他。

“呵呵，我刚到办公室。晚上9点多回到家，给夫人‘汇报’了一下院士增选的情况，讲了十几分钟，就来办公室了。”桂建芳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每天忙到晚上11点半，再离开办公室，已成习惯，夫人也理解。

“能当选院士，有一半功劳，归功于这么多年夫人的支持。”桂建芳告诉记者，因为要经常思考科研项目，所以周末和晚上打他办公室的电话，可能相对来讲更容易找到他。

“发现银鲫独特的生殖方式是我工作中比较出彩的一个部分。”作为业内公认的鱼类细胞工程学术带头人，桂建芳从1985年起，用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的理论和技术坚持研究银鲫31年，在国内大江、大河、大湖50多个样点调研取样四五千条。桂建芳的研究范围涉及很广，对细胞生物学也有一定的探索，他认为这些工作都为鱼的遗传育种打下了基础。“基础研究做到一定程度，技术研究就水到渠成了。”

然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桂建芳却对人才培养有了新的担忧。他担心学生从小就接收了大量信息，面对嘈杂的环境，不能静下心、沉住气做科研，因此每年研究生复试时，他都睁大眼睛去寻找有耐心、够细心的学生。“信息爆炸是很好的机会，问题是如何转化为自身优势，只要学生能沉住气去做科研，就能上一个台阶，再上一个台阶，并且不断地增加知识量，就能始终保持对科研的热情。”

桂建芳对部分媒体报道自己专注选育银鲫30年并不完全认同，他的研究团队还运用分子标记技术，改进了我国优质食用鱼黄颡鱼，培育出“全雄一号”。黄颡鱼雄性个体比雌性个体长得快，雄性个体长两年可以长到3至4两，雌性个体仅长到1.5到2两。

2008年至2010年，他的团队在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开展了黄颡鱼“全雄1号”中试养殖，累计提供黄颡鱼“全雄1号”苗种8100万尾，养殖面积累计5170亩，增产35%以上。

桂建芳院士团队不但培育鱼类新品种，还着力解决淡水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既饮健康水，又食改良鱼。江河湖海苍茫，踏浪好心舒。不管豚鱼虾蟹，无论草虫菌藻，何者是多余？再写新水经，范蠡亦渔夫。添植被，铺湿地，展蓝图。六湖一脉环绕，碧水还通途。破解生殖奥秘，揭示病疫玄妙，渔业护平湖。传世西施在，应叹水光殊。”2006年，任职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时，他创作这首《水调歌头·水经新注》。

这首词形象地提出了解决淡水养殖与水环境保护这一矛盾问题的新模式：通过技术集成，形成以水生植物恢复和重建为核心的城市水体生态修复技术，为最终解决我国受损淡水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的技术难题奠定基础。

“既养鱼又养稻，有的也养小龙虾和泥鳅，这样就有一个很好的生态平衡。”桂建芳对近些年兴起的稻田养鱼很看好。

昨天，桂建芳院士在获得大奖后谦逊地表示，荣誉应属于全体科技工作者，属于湖北的水产科技人员，属于他工作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属于他的科研团队。

桂建芳院士表示，他进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30多年来，该所“悠久厚重的历史熏陶了我，几代大师的学术风范启迪了我，近90年形成的优良所风感染了我。在这一研究鱼水、鱼藻共生的学术圣湖里，我也成了一尾‘得水的鱼儿’”。

他表示，“前十年，我多数时候游弋于前辈老师们这些‘大鱼’的身旁，也曾游过大洋，不断寻求新的技艺和方向；再十年，恰逢科技新潮迭起，从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到重点基金支持，从研究所创新改革的实现到连续两个重点基础研究项目的完成，我由伴游变成领游，这完全是得益于国家创新的推力，从而造就了我的人生际遇；又十年，回归本源，聚焦集力，潜心鱼类遗传育种，终于育成水产良种，可增产增效，惠及民生，略有小成，可谓此生有幸，幸甚至哉。”